彩色的湖边，绿草如茵，散发着馨香。在这大自然铺下的“青毯”上，躺着一个穿军装的汉子。他仰望着白云舞蹈的碧空，忘情地吮吸着醉人的芬芳。
我走近他，我们两个素不相识的军人，盘腿坐在湖边青草上。我说，看这湖，比听《太湖美》更过瘾。他说，这湖叫嘎那湖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湖之一，他还向我掏心亮肝：“曾经有一位西藏边防军人与他的女友在这里举行过独特的婚礼，他们的证婚人就是嘎那湖……”
我说咱们叫它多情湖吧。他高兴得一下跳了起来。于是，我们捡来碎片、石块，在湖边“写”上———“多情湖”。
为“多情湖”命名后，他转身冲向湖边，双手捧着青青亮亮的“多情水”咕咚起来……
然后，他用洁白的矿泉水瓶灌上一瓶，他要带到岗巴，让多情而又缺少情的汉子，饮上一杯“多情水”———多年缺情不流泪……
带着多情水上路，我与岗巴战友走向“极地”。
征途中，没有青山绿水，没有生命颜色，没有充足的氧气；赤裸的山，挽着赤裸的山；洁白的山，枕着洁白的山；弥漫的土，网着弥漫的土；崎岖的路牵着崎岖的路……
好在有两只飞鸟“同行”。一个战友说，那只大的鸟是“康巴汉子”；另一个战友说，那只小的鸟是“大坂城姑娘”……
艰苦的寂寞同行，凄凉和壮美同在。
那年，战士姚继刚离开岗巴，去日喀则住院治眼病，在几百公里外的一个地方，他疯狂地跳下车，向一棵大树跑去，尔后抱住大树嚎啕大哭……
他泪流满面地告诉不解的驾驶员：我在白色的世界喝了几年“进口风”，浴了几年“出口雪”，现在终于看到绿树了……
夜走近岗巴，三个哨兵也走上我们夜宿的营门口。我问他们平时是几个哨兵，他们说只有首长来时才加哨。
得知此情，我和姚明中校要他们“撤岗”，他们则不依。我们只好搬来真正的首长———分区刘副司令和谭主任，这时，专门保护“首长”的哨兵才“下哨”。
哨兵离去了，恶心、头痛、胸闷、沉重向我“疯狂突袭”。
无法入眠，我便裹着大衣，握着电筒，带着“腾云驾雾”的感觉，爬上了清朝福康安统军为驱逐外国侵略者，安定西藏边防修筑的5100多米的钟山古城堡，逐一看望了雪山上，星光下的“钟山哨兵”。我的感动和崇敬无法表达，只好将大衣兜里的极品云烟一盒又一盒硬塞给了5个岗巴战士———我的兄弟战友……
夜深了，停电了，岗巴营惟一的娱乐断了———电视里停了飘“雪花”，录像也成了“白板”。
蜡烛点亮漆黑。兵们污紫的嘴吐着昂扬和乐观，他们开始讲故事、说笑话，讲着讲着，他们由拘谨变得活跃，笑话里也慢慢开始由“素”变“晕”：唱着《花心》，想着《小芳》，做着《新鸳鸯蝴蝶梦》，回到家《涛声依旧》……
实际上，他们多少人多年都未曾“回家看看”，他们把边防当成了家。
夜宿岗巴营，助理员何双全把他的房间腾给了我，他则与哨兵一同“住”在了哨位上。
时值盛夏，西藏依然没有脱去冬装。这里平均海拔4810米，氧气含量不足内地一半，年平均气温零下4度。两床厚厚的棉被裹着我的躯体，它温暖极了，它胜似“星级宾馆”。
“岗巴宾馆”没有空调、没有电话、没有卫生间，夜里，没有经验的我，两次穿着背心、短裤、披着大衣去几十米的地方找厕所。一方便完，我的身体却不“方便”了———突患重感冒，高烧39．5度。
兵们迅速找来医生抢救我。他们围着我，眼噙热泪，寸步不离，生怕我“光荣”了。
因为，在这被生物学家称作“生命禁区”的地方，一场感冒，就可能导致一次“光荣”。
曾有一个漂亮姑娘，心儿跟爱一起走，来到岗巴，与“世界屋脊”上的情郎刚举行完婚礼，脱下婚纱，就因感冒倒下了，芳龄20岁。她变成了永远的新娘……
我听说，这里是“离天堂最近的地方”。我是不是应该上“天堂”了？……
我“过来了”，离开岗巴回到成都，但带回了一束“岗巴草”。它遍体枯黄，根扎极深，生命力极强，但“寿命”半年。即便如此，岗巴草仍不惜以它的生命为代价，年复一年地如期为雪域高原献上一点淡绿———生命的颜色！我把岗巴草敬“栽”窗前，让它永远勾起我的牵挂，净化我的灵魂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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